发热本身不是一种病，而是人体与疾病做斗争的一种外在表现。 所以当我们用退热药，如对乙酰氨基酚或布洛芬来治疗发热时，我们其实是把我们免疫反应的一个重要部分戴上了SK。 虽然这听起来好像不合常理，但已经有一些研究表明：退热药会增加感染的严重程度。 所以，是时候治治我们的发热恐惧症了。

很多动物研究都表明了发热的重要性，这些研究囊括了变温动物（冷血动物）和恒温动物（温血动物）。

变温动物通过环境来调节体温。 例如，当蜥蜴想要升高温度时，他们爬到岩石顶部晒太阳。 当他们想要降温时，它们溜到岩石下。

哺乳动物，属于恒温动物。 为了升高体温，我们的免疫系统释放出名为细胞因子（如白细胞介素-1，白细胞介素-2，白细胞介素-6，白细胞介素-8，肿瘤坏死因子等）的化学物质，传输到下丘脑， 将体温调到更高的水平。 为了达到更高的温度，我们也会哆嗦，盖上被子，穿上保暖的衣服，把血液从我们的手臂和腿上分流到我们的躯干。

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，密歇根大学生理学系的科学家马修·克鲁格（Matthew Kluger）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的实验： 他用一种叫嗜水气单胞菌的细菌感染蜥蜴。 然后他把蜥蜴放在38℃（蜥蜴的正常体温），40℃（低烧）和42℃（高烧）的室内。 在常温下，75％的蜥蜴死亡，低烧33％死亡，高烧0％死亡。 这些发现后来扩展到感染了水气单胞菌的金鱼，感染柯萨奇B病毒或克雷伯氏菌的小鼠，感染巴斯德氏菌的兔子和感染疱疹病毒的狗。 在任何情况下，被禁止发烧的动物更可能病重或死亡。 所有这些研究证明，正如克鲁格预料的那样，发烧是正常免疫反应的重要一环。

其实在克鲁格做这些动物研究之前，早有人找到了发烧重要的证据。 在20世纪初，在发现抗生素治疗细菌感染之前，冯·加雷格（Wagner von Jauregg）将疟原虫注射到梅毒患者的体内。 寄生虫引起高热和寒颤数天，之后他用奎宁治疗疟疾--19世纪中期以来就已经有的一种抗抗寄生虫药物。 他意外发现由疟疾引起的高热竟意外治愈了梅毒。 为此，冯·加雷格于1927年获得诺贝尔奖。他的观察后来推广到用发烧来治疗淋病。

冯·加雷格的研究表明，发烧可以用来治疗感染。反过来想：退热会不会加重感染？ 目前已经有不少研究，在儿童和成人中做的都有， 结论是一致的：

•退烧药延长了肠道感染患者沙门氏菌的排泄。

•血液感染（败血症/脓毒症）或肺炎的儿童如果气温较低，则更有可能死亡。

•退热药可能延长流感病毒感染患者的症状。

•退热药物在实验性感染了鼻病毒的感冒志愿者身上，延长了病毒脱落，也使症状加重。

•退烧药推迟了水痘患儿症状的消退。

与这些临床观察一致，最近的研究也显示了为什么发烧如此宝贵。在较高的温度下，白细胞（嗜中性粒细胞），B细胞和T细胞这些免疫细胞活力更强、更好。免疫系统的这些小零件中的每一个部分在对抗感染中都是重要的。嗜中性粒细胞杀死细菌， B细胞产生中和病毒和细菌的抗体，而T细胞杀死病毒感染的细胞。

鉴于所有这些信息，为什么我们还执迷不悟，总想方设法降温退热？为什么我们这么怕发烧？一个原因是我们把发烧和疾病等同起来。我们错误地认为：如果我们把温度降下来，那么我们的病都轻了。其实正好相反。另一个原因是担心高烧会烧坏脑子 —— 这个想法没有任何科学依据。还有一个原因是错误地认为降温/退热能预防热性惊厥，热性惊厥看起来虽然可怕，但并不会造成脑损伤。事实证明，退热药也不能预防热性惊厥。

治疗发烧的最常见原因可能是当我们体温正常时，我们感到更舒适。发烧增加了基础代谢率，使我们的呼吸和心跳加快。所以当我们发烧时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躺在床上，好好休息多喝水，这正是我们应该做的，而不是上班或上学传染他人。发烧是一个标志，提醒我们要安静下来/独处。

厂家总在那里鼓动：“让我们把温度降下来！”“这是医生的医嘱”，“当小泰勒发热和疼痛时要吃泰诺“。我们被不断洗脑，发烧是不好的概念已经深入骨髓--必须降到正常才行。

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公元前400年左右的希波克拉底（Hippocrates）是对的。他认为疾病是由四种体液中的一种（黑胆汁，黄胆汁，血液和粘液）过量所产生的。根据希波克拉底的说法，发烧可以”加温“体液，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可以增强免疫防御。然后，在1899年，德国拜耳公司发明了阿司匹林。突然间，退热变得很重要，像广告中说的那样，“先吃两片阿司匹林，然后再给我打电话”。



说到底，我们应该听听希波克拉底的。


原文题目：The Case for Letting Fevers Run Their Course
原文作者：Paul A. Offit, MD, 美国费城儿童医院(CHOP)儿科教授，疫苗教育中心主任。原文来源：https://www.thedailybeast.com/let-it-burn-why-you-should-let-fevers-run-their-course